贷款放量增长发出了利润导向异化信号

　　商业银行经营中的“利润导向”本身并无不妥，但须与“风险导向”相协调，必须增强贷款对实体经济企业选择的依存度和粘连性，围绕满足和适应实体经济企业的需求，来丰富和优化行为方式，以畅通和拓宽合作渠道。而商业银行实情常常是：“两个导向”之间不仅协调得不好，“利润导向”异化或固化严重，形成排挤“风险导向”的趋势性力量，裹胁贷款畸形扩张，且扩张中的贷款与实体经济的联接与融合越来越差，令我国金融生态的脆弱性大增。
　　据央行刚公布的数据，我国商业银行一季度新增贷款高达4.6万亿，接近上年新增贷款的50%，是近十年年均新增贷款8.5万亿的50%，远超市场预期。
　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性调整周期，商业银行贷款高出历史水平的适度增长，既是一种手段，也是一种需要，还是一种必然。但是，贷款“放量高走”且表现出“脱实向虚”趋势的超常态增长，则是危险的信号。
　　这种“增长的危险”与商业银行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密切相关。一方面，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目标，与经济环境主要是实体经济经营状况的偏离程度（脱节）越来越严重。在经济“三期叠加”的背景下，商业银行对其利润增长的预期和目标，仍停留在较高水平上，无论“环比”还是“定比”，均要求不允许负增长。在此情形下，早贷款、多贷款就成了必然选择，成了完成利润目标的最直接、最便捷和最有效办法。这应该是贷款放量增长的现实原因。另一方面，商业银行在收益与风险平衡的选择中，越来越偏好于体现形式上、机械式的“收益覆盖风险”原则。往往重视眼前无视长远、重视静态无视动态、重视局部无视总体，忽略了贷款主体对象的过程优化和结构平衡，无法使贷款增长与贷款对象的发展趋势、承受能力和消化状态相适应。今年一季度，40%以上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各类投融资平台企业，这种对市场利率非敏感性对象超量配置的状态，正是利润导向异化下商业银行行为泛化的必然结果。从单个事件看，这既能给商业银行带来高出常态配置对象（一般实体企业）的收益，又没有短期流动性风险的困扰，当然就有了更多向这类对象集中的贷款冲动。
　　利润主导异化或固化下的贷款“任性”与“冲动”，令我国金融生态的脆弱性大增。主要表现是，商业银行贷款对象的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，并与我国经济转型所内在要求的产业均衡性调整、行业分散性布局的大方向，产生程度不同的背离。中小微企业获取贷款更为艰难；商业银行贷款投放的市场“风险导向”长期策略，正不自觉地让位或者说麻醉于短期“利润增长”目标。贷款对象、期限、利率、币种等错配的状态加重并更为突出，阶段性利润成果很可能成为积累式的未来风险的代价；商业银行贷款总量加速扩张，伴随的却是实体经济配置效率的持续下降。在全部贷款中，进入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比重不断下降，已经进入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，单元式和结构性存量“板结”现象严重。新增贷款从实体经济企业回流虚拟市场惯性巨大，加重了市场泡沫；商业银行利润来源对贷款手段的依赖性越来越高，在资产总量快速增长趋势下，业务结构单一的矛盾更为突出。有相当部分中间业务收入，靠贷款利息收入的转移或再分配来支撑和完成。还有，商业银行风险基础机制和管控标准底线受到损毁。比如，为了少提取不良贷款拨备，增加利润，人为压低和调整不良贷款基数，对本该归入不良的贷款仍放在正常贷款中核算，或尽量减少高风险类别的不良贷款占比，形成并不真实的不良贷款数据。再比如，宁愿承担贷款拨备率低于150%的监管红线风险，也要保证利润的增长。凡此种种，正在把商业银行的经营引向本末倒置、弃本求末的危险之路。
　　商业银行经营中的“利润导向”本身并无不妥，但须与“风险导向”相协调。商业银行利润来源本质上只能是实体经济，“利润导向”和“风险导向”的协调，必须增强贷款对实体经济企业选择的依存度和粘连性，围绕满足和适应实体经济企业的需求，来丰富和优化行为方式，以畅通和拓宽合作渠道。商业银行的利润与风险的“根”要深深扎在实体经济的沃土上。而商业银行实情常常是：“两个导向”之间不仅协调得不好，而且“利润导向”异化或固化严重，并形成排挤“风险导向”的趋势性力量，裹胁贷款畸形扩张，且扩张中的贷款与实体经济的联接与融合越来越差。
　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是十三五规划中明确的未来金融发展和改革的方向与重点，它会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多样化、金融主体选择多层化、金融功能释放充分化和金融融合对象实体化的深刻变革，这也是校正贷款“增长危险”的重要体制性力量。为此，应充分利用市场转型的原生力量，主动改变和提升商业银行贷款的内在品质。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环境下，商业银行贷款有转嫁成本的巨大潜能，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下的贷款，总能找到支撑利润的“载体”和转移风险的“漏斗”。而随着直接融资比重提高，这种“载体”和“漏斗”将越来越少甚至消失，资金利率市场化、法制化进程也将加快。因此，在商业银行贷款品质锻造中，培育和具有更多“薄利（利差缩小）”和“贴身（实体企业）”经营的基因、偏好和能力，将形成用贷款获取利润“既难又险”的生态约束环境，倒逼商业银行形成盈利资产多元化的经营新格局。可以相信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进程越快，间接融资中贷款回归市场化、法制化的步伐也会越快。
　　在此过程中，提高间接融资市场中实体经济贷款的比重，是一项紧迫性、现实性选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国商业银行贷款“脱实向虚”的倾向、惯性和状态，是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的产物。商业银行全部资产中直接用于实体经济的份额在不断下降，进入各类通道业务市场、支付结算市场和要素交换市场的份额在不断上升。由于我国贷款市场的若干历史性原因，进入实体经济贷款，具有十分强大的“漏出”功能。因此，要加快完善市场监管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和指引，控制非实体经济类融资业务的总杠杆倍数，而不仅仅是进入门槛条件、单项特殊标准和结构数量要求。要保证贷款资金按用途使用，真正跟着实体企业经营的物质走，而且与企业市场经营的能力相适应。并严格控制企业贷款与物质在运行“换位”过程中，因为资金“间歇”可能流向虚拟市场或其他市场的“漏出”风险。同时，完善贷款支付管理，强化贷款转移用途的交叉违约约定，全面提高贷款质效。
　　（作者系银监会“三个办法一个指引”起草专家之一、资深财经评论人）